1922年9月11日，一列湖南方向开来的火车喷吐着白烟，长鸣着汽笛，缓缓驶进群山环抱中的安源车站。长长的列车刚在铿锵撞击的巨大声响中停住，一个青年人已跳出车厢门，快步向月台的出口处疾走而去。

       他，二十四五岁，瘦高挺拔，长眉秀目，高鼻阔口，门牙微隆，平头短发，一身工人装扮，脚踏黑布白沿圆口鞋，显得十分精神利落。他就是当年在安源引爆了惊天动地工运烈火的著名工人领袖、日后成为共和国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。

       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，这里距离长沙不过40多公里，地处湘江沩水之滨，阡陌纵横，田园丰茂，山清水秀。刘少奇的祖籍在江西省吉水县。明朝中期，刘氏先辈携家眷到湖南益阳做知县，从此在富饶的湘江边繁衍生息。花明楼乡的刘姓一族，世代耕读传家，既有一定文化，又善于勤俭经营。到刘少奇父亲一辈，家有60亩田地，3间半茅屋，家境富裕，但自耕自收，从不请长工。刘少奇因袭“耕读”家训，6岁开始下田干农活，8岁入私塾攻读《四书五经》，因好学上进，一丝不苟，爱博览群书，被师生冠以“刘九书柜”雅号。1913年，刘少奇以优异成绩考入宁乡县最负盛名的第一高等小学。在校期间，随革命师生投身诛讨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斗争。为了表示保卫炎黄子孙，振兴中华民族的志向，他将自己的字“渭璜”改为“卫黄”。五四运动爆发后，刘少奇先后到北京及保定等地学习新知识，参加社会活动。他于1920年下半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经长沙毛泽东、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的介绍，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组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。1921年春，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。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并担任支部委员。在校期间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，从此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和从事社会改革的决心，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强。毕业前夕，在回答今后希望从事何种工作时，他在登记表上填写了“工人运动、青年运动”。1922年6月，刘少奇奉调回国，先分配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，不久，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指派，到中共在湖南地区的领导机关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工作，担任湘区委员会委员。在与湘区委书记毛泽东接头后，他立即投入了反对军阀赵恒惕的斗争。9月初，粤汉铁路长沙段工人酝酿罢工，湘区委派刘少奇沿线组织配合。9月9日，粤汉铁路长沙段2400多工人全线罢工，成立工人俱乐部联合会，向路局提出6条经济政治要求。在此同时，岳阳段工人卧轨拦车，粤汉铁路全线瘫痪。正当刘少奇在罢工前线昼夜奔忙的时刻，忽然接到刚从萍乡回到长沙的毛泽东的通知，要他立即撤出粤汉铁路，火速赶往安源路矿，指导那里即将爆发的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。

       刘少奇接到通知后，连夜赶到清水塘毛泽东住处，接受指示。毛泽东向他详细介绍了安源路矿的历史与现状。

       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（洲）萍（乡）铁路的合称，位于赣西湘东交界处的江西萍乡境内，安源有矿工12000多人，铁路沿线有员工1000多人。安源路矿是中国最早的官僚买办企业，工人身受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，境遇凄惨。

       安源煤藏丰富，宋代便有采煤的记载。到了清末，采煤炼焦都有很大发展。1898年3月，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清铁路总公司督办、汉阳铁厂督办盛宣怀为采运汉阳铁厂所需燃料奏禀清廷，把安源划为用机械采煤的矿区，获准。清政府拨白银100万两，收买地方小煤矿，在安源设立“萍乡煤矿局”，由于矿址设在安源，所以俗称安源煤矿。

       因经营无方，第二年就出现了经济困难。1902年，清政府与德国礼和洋行签订借款400万马克的合同。合同规定德国为矿山提供所需的全部机器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，总工程师、各个生产部门的矿师、监工，均由德国人担任。安源煤矿的生产管理权，实际被德国资本家控制了。

       1904年，日本政府也看中了安源煤矿，乘汉阳铁厂和安源煤矿筹款困难之机，指使日本兴业银行和大仓组财团，以安源煤矿全部财产作抵押，两次向盛宣怀贷款300万日元，规定以200万给汉阳铁厂，100万给安源煤矿。从此，日本凭借债主的地位，对安源煤矿渗透日深，1915年强迫袁世凯政府以“中日合办”事业，将汉冶萍公司写进了“二十一条”内，逐渐排挤德国势力，取得垄断地位。

       矿山为了解决运输问题，1899年至1905年，先后分段修建了株萍铁路，全长90公里。这段铁路最初由安源煤矿管辖，后被清政府邮传部接收。安源出产的煤主要通过株萍铁路外运，所以安源矿局、株萍铁路局又被通称为“安源路矿”。

       1908年，盛宣怀将萍乡煤矿、汉阳铁厂、大冶铁矿合组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，简称汉冶萍公司。资本总额为2000万元，成为中国最大的近代工矿企业和唯一的钢铁煤联合企业，并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，由盛宣怀任总经理。萍乡煤矿是本世纪初全国十大厂矿之一，被誉为“江南煤都”。到1922年年产煤炭827000多吨，炼焦225000吨；平均日产煤炭2200吨，炼焦800吨，除供应汉冶厂矿之外，在湘江、长江中下游几十个城市设有销售点。

       随着路矿的开办和建成，一个崭新的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也在这里诞生和崛起了。到1907年萍矿建成时，路矿工人已达七八千人。

       安源路矿虽然属于生产技术设备较先进的近代企业，但生产劳动的主体部分，即采煤工作却完全是靠手工工具，地面上的洗煤、炼焦、造砖也以手工劳动为主。工作实行两班制，一个班劳动12小时，工人有时被强迫打连班，一次就得干24小时以上。采煤工具主要是岩尖（铁镐）和斧子，照明用的是茶油灯。采煤工作面通常很低矮，工人只能蹲着或侧躺着挖，挖出的煤用竹筐装着，人工推拉到主巷道再由电车拉到地面，工人劳动强度极大。井下干活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具，矿工赤身裸体，仅自备一条约三尺长的蓝布，在井下包在头上，出井后用来围身遮羞，到澡堂便当洗澡巾。矿井内有些巷道和工作面因通风不良，温度很高，工人常在三十六七度以上的高温下劳动。矿井内不备饮水，工人们往往不得不喝地下渗出的脏水解渴充饥。由于安全设备差，加上工头职员营私舞弊，偷工减料，窿内工程质量差，经常发生冒顶、穿水、瓦斯爆炸等恶性事故。据上海《时报》和长沙《大公报》等报纸报道，1908年8月18日井下火灾，仅东平巷九段即烧死工人90多人。1920年1月发生瓦斯爆炸，窿道多处倒塌，压死工人39人，重伤5人。1920年2月东平巷大火，死40人，伤20人。矿局规定，事故死亡的工人仅发给16元安葬费，而当时一匹马却价值60元。因此，井下发生恶性事故时，矿局救井重于救马，救马重于救人，有时工人便被堵闭在井下致死。当时工人中流行一句话：“早晨下得矿井去，不知晚上出不出。”

        矿工的生活极其悲惨。在丈余宽，2丈余深的工棚里至少得挤住48人，房中床具叠置，空气污浊，蚊子臭虫结队盘行。餐宿处贱价进米，高价收费，伙食极其恶劣。老工人回忆：“吃的是霉米、烂米烧出来的饭，菜是干菜，根本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做的，里面是草、有树皮，就是很难吃到的一点点肉也是发臭的。”

       路矿工人在极其恶劣条件下从事繁重劳动，而得到的工资却非常微薄。1922年9月罢工以前，工人平均月工资9.49元，是矿局高级职员月薪的六十分之一，仅相当英国煤矿工人一天的工资。就是这点工资，也不能都到工人手里。首先是各级工头采取克扣手段夺走一半左右。其次是矿局用发矿票和竹筹代替工资，使现金贬值。再就是不按时发饷，有时一拖数月，有时实行强迫存饷，发给一个不能兑现的《存饷证》欺诈工人。

       为了加强掠夺榨取，外资老板和官僚买办在企业内建立了庞大的管理机构。萍矿总局先后设置了32个处，职员400多人，另外雇用各级工头400多人，矿局还建立了最多时人数达八九百的矿警武装，设东、西、南、北4个矿警队。矿警局内设法庭、监狱，滥用私刑。工人在井下井上稍有不合管理人员意的，都会遭到野蛮拷打和虐待。

       与经济、政治受压迫相一致的是，工人在思想文化上也同样遭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。刘少奇、朱少连在他们合著的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》中记载：“工人游艺及工人教育设备皆一无所有。卫生方面，设有一萍矿医院，然亦仅潦草塞责，司其事者，初不类减少工人痛苦一如天使之慈心医士，直一性情暴躁如狼似虎之市侩耳，屠夫耳！”路矿当局还常用布告、劝告书之类的文书和其他方式，在各种场合宣扬资本家养活工人，哄骗工人要“安分守己”。

       在三座大山沉重压迫下，安源路矿工人对解放的要求自然更紧迫，更激烈。  

      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以前，安源工人就自发起来斗争，较大规模的斗争，有文献记载的有7次，这些自发性的斗争，包括破坏机器、同工头清算工资、罢工、捣坏洋人住宅、痛打监工、驱逐外国工程师和管理人员，直至大规模武装起义。1906年黄兴等领导萍浏醴起义，震惊中外，安源是起义计划中的“根据地”，安源工人虽然因矿山被清军严密把守而未能按计划全部投入战斗，但他们以历次反抗的勇猛威名和枕戈待命的数千之众，牵制了敌人的兵力，对起义的爆发和一度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       通过毛泽东的介绍，刘少奇了解到，中国共产党一诞生，便把安源煤矿列为开展革命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。因为江西省还没有党的组织，而安源路矿又与湖南省联系密切。所以，开拓安源工运的责任，便自然地落到了湖南党组织的肩上。

       1921年秋，身兼中共湖南支部书记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两职的毛泽东，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》，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身份，到安源实地调查，开展工作。

       1921年冬，毛泽东派刚从法国学习回来的李立三，湖南一师附小教员、青年团员宋友生等到安源，从事平民教育，开办工人夜校。1922年1月，安源第一所工人夜校正式开办，李立三亲自担任教师。他结合工人的实际情况，编写了一些浅显易懂的教材，向工人传播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。

       工人夜校的开办，提高了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，为开展工人运动，建立和发展党、团、工会组织创造了条件。

       1922年2月，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，李立三任支部书记。   

       党支部成立后，即集中力量组织工人自己的组织——工人俱乐部。1922年3月16日，工人俱乐部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，选出筹备主任，决定加快发展部员。4月14日，举行第二次筹备会议，决定由李立三、朱少连等10人以发起人名义联名呈请县知事公署立案并出示保护。4月16日，俱乐部第三次筹备会议选举李立三为主任，朱少连为副主任，并选出评议员和干事若干人，组成俱乐部领导机构；成立工人监察队（后改称工人纠察队）、互济股等办事机构。发展部员300多人。

       5月1日，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领导下，安源路矿工人第一次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，纪念国际劳动节，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。短短3个月，参加俱乐部的工人迅猛发展到1万多人。

       俱乐部日益壮大，路矿当局惊恐不已。于是施展金钱利诱、威逼恐吓、诬蔑俱乐部是“乱党”机关等手段，呈请萍乡县衙门出告示，命令俱乐部自行停闭。

       工人们对资本家拖欠工资，本来已经忍无可忍，现在又听说要封闭俱乐部，更是火上浇油。正在这时，粤汉路罢工风潮又起，大家的斗争情绪就更加高涨，议论纷纷，一集会，就嚷着“要罢工！”“要与资本家干一场！”9月初，安源路矿工人向当局提出了3项要求，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、每月发给俱乐部200元津贴、发清拖欠工人5个月的薪饷，并要求当局在9月12日中午前答复。否则，就举行万人大罢工。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工运大潮溃堤在即。

       毛泽东告诉刘少奇，随着劳资对立的加剧，安源的形势越来越紧张，工人情绪沸腾。作为这场工潮的组织者、领导者，中共湘区委深知安源斗争的重要，在数以万计的产业工人有组织地行动时，其兴衰必然直接影响着全国革命的起落。湘区委决定派遣能打开局面、确保罢工斗争取得胜利的人选去安源协同已暴露身份的李立三工作。经研究论证，组织上选中了刘少奇。

       刘少奇临危受命并非出自偶然，他自苏俄回国后短短两个月中，参与领导了长沙织造工人和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，成功组织了长沙段铁路工人全线罢工，帮助工人建立工会，这些都显示他具有领导工人运动的出色才干，他立场坚定，无私无畏，办事沉着，稳重，机智，勇敢，堪当重任。因此，湘区委决定，派刘少奇立即赶赴安源，领导罢工。

       毛泽东从安源工人的痛苦，谈到安源工人渴望解放；从启蒙工人的思想觉悟，谈到组织工人团体；从国内外革命形势，谈到安源这座即将爆发的火山；从党的“二大”方针、政策，谈到组织安源大罢工的具体策略、方法。每个问题，每件事情，都谈得简明、透彻。最后，他要求刘少奇要依靠党，依靠工人群众开展工作。刘少奇是个细心的人，他对毛泽东所谈的问题，所提出的希望，都细细品味着、铭记着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领导好这次罢工。

       9月的安源，暑热蒸腾，人心浮动，强大的地火在无声无息中奔突。当晚霞笼罩安源山的时刻，刘少奇肩负着引爆地火的重大使命，在红彤彤的霞光中，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，大步走向安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