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6年9月16日，在江西南昌德胜门外的一块芝麻田里，面对敌人的枪口，一位青年像往日一样平静，昂首挺立，高呼：“打倒帝国主义！打倒军阀！”随后，一阵凄厉的枪声响起，他倒在血泊中，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     “哭鄱湖，鬼雄人杰同流，长恨洪都风波起，顿教生命即时休，天地人同仇！”

     “剩好头颅酬死友，凭真面目见群魔！但愿此身为国赴大义，为党为革命，任劳任怨决不计他人。”

       ……

       这位青年名叫赵醒侬，时年27岁。他的牺牲，震动了无数仁人志士，方志敏、袁玉冰、张朝燮等革命先辈悲痛惋惜。

       据1926年9月20日的上海《民国日报》记载：“（他）临刑前，态度从容，并呼‘打倒帝国主义’‘打倒军阀’等口号。”一个月后的10月12日，中共中央《向导》周报刊载袁玉冰撰写的《悼赵醒侬同志》，称他为“江西党的组织者”“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”。方志敏写诗《祭醒侬》，并称他为“在江西，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”。

一、从“伙友”到共产党员

       1899年，赵醒侬出生于江西南丰县城一个贫苦的家庭，乳名细禾。

       按赵氏族谱的字派排列，他当属世字辈。但对于他的学名，人们早已淡忘，只在1927年出版的红色革命刊物《红灯》第10期上得知他的别号称“性和”。

       赵醒侬的父亲是个裁缝，在苛捐杂税、地租利钱的勒索和盘剥下，终日缝纫也难维持一家温饱，他的一个弟弟只好过继给同族人。1912年，赵醒侬考入南丰高等小学堂。一年后因家贫而辍学，到汉口、长沙、常德当学徒。

       赵醒侬幼小的心灵，打上了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烙印。几年后，他以“惨侬”为笔名，写下了《我做学徒时底苦况》一文，记下了这段痛苦难忘的学徒生涯。

       赵醒侬不能忍受这种悲惨的生活，于是抱着一线希望前往上海。当时，他想求学，但身无分文，付不起昂贵的学费；想就业，又因没有一技之长而无人理睬。为了活命，赵醒侬只好白天到街头卖报，晚上去戏院跑龙套，夜里没有地方住宿，就蜷缩在小菜场或屋檐下。有时遇上巡捕驱赶，他就只能在马路上整宿步行。

       后来，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，赵醒侬在一家小店里当了伙计。“我生在这种万恶社会，从小又没受过良好教育，所以我长了二十多年，就过了二十多年的非人生活。”1920年，赵醒侬在《上海伙友》创刊号的文章中写道。

       失学、流浪、当学徒，受欺压，到处碰壁，使赵醒侬感到前途渺茫。

      “1919年‘五四运动’的爆发，给当时只有20岁的赵醒侬带来极大的冲击。同时，当时受胡适主编的杂志《新生活》影响，赵醒侬在思想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”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张永华说，赵醒侬开始试验着“一点一滴的改造”，希望自己“还我本来面目，真的人生，努力、奋斗，往光明路上去做人！”并将自己的名字从“性和”改为“醒侬”。

       1920年，对赵醒侬来说，是个较为特别的年份。这一年，他第一次知道了劳动节的历史，懂得了劳动者的权利，看到了劳动界的希望；这一年，他怀着为伙友“谋幸福、谋大团结”的愿望，加入了上海工商友谊会，并在会刊《上海伙友》创刊号上发表文章《为今日问问伙友们》，号召伙友们团结起来，去改造社会。

       但几个月后，工商友谊会的组织者撕去了“工人解放”的伪装，暗中与资本家勾结，贩卖改良主义思想，妄图瓦解店员工人的革命意志。随后，赵醒侬进入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设职业补习学校学习。在这里，赵醒侬开始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共产党人办的刊物，逐渐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。赵醒侬毅然与工商友谊会断绝了关系，真正开始为“工人解放”呐喊。

       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，也就是这年，赵醒侬在上海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不久便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二、创建南昌地方党团组织

       1922年，革命青年方志敏来到上海，决心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寻找革命真理。天遂人愿，方志敏结识了赵醒侬，两人一见如故。得知方志敏入团的志愿后，赵醒侬欣然答应做他的入团介绍人。不久之后，与方志敏保持联系的另一位革命青年袁玉冰也来到上海。这样，三人在上海相见，十分投缘。

     “他（赵醒侬）在上海工作时，生活非常艰苦。他到各处活动时，全靠两脚走路，连坐电车的钱都是没有的。”方志敏在《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》中这样写道。

       因为革命思想在江西传播不广，他们商议建立南昌文化书社，“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革命的书报”“鼓吹革命运动”，这个意见得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同意。

       这年的11月，赵醒侬受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派遣，回江西开展革命活动，筹建南昌地方团的组织。

     “1922年11月，已入深秋的南昌一片萧条景象，街头巷尾的屋檐下到处可见衣衫褴褛的难民，官吏的洋车在街上横冲直撞，军警们骑着大洋马耀武扬威。路旁一个个子不高，身穿一件粗布长衫，黑瘦面颊，戴一副黑玳瑁框近视眼镜，性格沉着稳重的青年看着这眼前的一切，心情格外沉重。他就是受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委派，从上海到江西来播撒革命火种，筹建江西地方团组织的赵醒侬。”江西省委讲师团曾这样描述赵醒侬返赣时的情景。

       1923年1月20日，赵醒侬在南昌文化书社召集了一部分青年开会，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。并在农历新年后与方志敏、袁玉冰讨论决定先后组织“民权运动大同盟”和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。

       南昌革命运动的开展，使北洋军阀江西督理蔡成勋大为恐慌。

       在“民权运动大同盟”成立的当天，蔡成勋便派军警逮捕了“民权运动大同盟”书记刘子池。几天之后，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成立的第二天，蔡成勋又派军警在牛行车站将携带有“民权运动大同盟”和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文件的袁玉冰逮捕。

       袁玉冰被捕后，赵醒侬、方志敏、刘拜农等在军阀侦骑的搜捕下，被迫离开南昌前往上海、南京等地。

     “可以告慰的，就是这件事唤醒了好多的青年”“千百万的传单还没有这样的效果呢！”在给团中央领导人的汇报信中，赵醒侬这样写道。

       军阀的镇压阻挡不了江西革命运动的发展，赵醒侬播下的革命火种已在人民群众中燃烧起来。

       回到上海的赵醒侬作为江西代表，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当年10月，赵醒侬再次回到南昌，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。

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，为江西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了条件。1924年5月，中共南昌特别支部建立，赵醒侬为书记，从此江西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。

三、二次被捕后英勇就义

       中共南昌地方组织建立后，为传播革命思想，同时便于党的组织开展工作，赵醒侬等在南昌筹办明星书社。

      “明星书社”寓意“启明星”之意，喻指革命思想像启明星那样驱散黑暗、光照人间。

       明星书社是中共中央开办的上海书店在江西设的点，对外销售《新青年》《向导》《共产党宣言》等书刊和江西进步学生办的刊物。在1924年6月开张营业后，明星书社成为南昌进步青年常去的地方，同时也是秘密交通站，南来北往的革命同志在这里会面、住宿。

       开办书社的同时，赵醒侬也决定创办黎明中学，以培养革命干部。“黎明中学”寓“黑暗即将过去，黎明即将到来，办学是手段，革命才是目的”之意。

       与当时其他中学一样，黎明中学开设了包括国文、公民、英语、数学、地理、生理卫生、历史、工艺、图画、音乐、体育11门课程，授课时注重宣传马列主义，介绍新文化、新思想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情况，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罪行。

       在办学过程中，赵醒侬、方志敏、邵式平、黄道等都在此讲课、演讲，黎明中学实际上成为南昌地方党团组织的重要活动基地。

       明星书社和黎明中学的开办过程中，多次遭到江西军阀当局的搜查、查封和破坏，但经过斗争又一再恢复。由于军阀的严厉镇压，黎明中学在1926年被查封后再没能恢复，明星书社直到1927年南昌起义后才停止活动。

       1925年12月17日，赵醒侬一行3人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行至南昌北郊牛行车站时，他们被稽查扣留，并被送军法处。由于党组织的营救和公正舆论的压力，赵醒侬等在关押3个月之后，被释放出狱。

       1926年7月，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，不久便占领长沙，威震江西。

       自称浙、闽、苏、皖、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北洋军阀孙传芳，一方面把20万主力部队集中在江西一带，准备孤注一掷；另一方面命令他的爪牙赣军总司令邓如琢加紧摧残革命力量，南昌处于白色恐怖之中。

       当年8月10日下午，赵醒侬前往明星书社办公，刚走到百花洲附近，便衣侦探突然拦住他的去路，不由分辩把他押送到稽查处，接着军警又搜查和封闭了明星书社、黎明中学。赵醒侬被捕后，由稽查处押解到军法处。江西警备司令刘焕臣对赵醒侬亲自审讯，严刑拷打，妄图迫使赵醒侬招认是共产党的宣传员。赵醒侬严守党的秘密，坚贞不屈。

       9月初，湖南、湖北两省战局胜利在望，北伐军开始向江西推进，逐渐逼近南昌。邓如琢看到自己的末日来临，万般无奈之下，给赵醒侬定下“宣传赤化，图谋不轨”的死罪。

       9月16日，在南昌德胜门外芝麻田里，27岁的赵醒侬遥望东方熹微，气宇轩昂，高呼着“打倒帝国主义”“打倒军阀”的口号，英勇就义！